1949年5月，上海战役打响。这场战役对于解放全中国至关重要，指挥员陈毅在战斗正式开始前，特意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他在会议中特别强调，解放上海不仅仅是军事任务，更像是在瓷器店中打老鼠，既要解决敌人，又不能让这座繁华的城市在炮火中毁掉。上海，这个中国的经济心脏，必须以最小的代价得到解放。
作为解放上海的主力军，27军的军长聂凤智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。接到指令后，他立即返回军部，与指挥官和参谋一起详细策划作战方案。事实上，聂凤智的内心压力巨大。所有人都明白解放上海必须坚守“瓷器店里打老鼠”的原则，但无论如何，战场上的炮火是无法控制的，而这一点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。在细致的筹划中，聂凤智亲自过问每个细节，力求精确，确保每一步都尽量避免对上海的破坏。
战役一开始，进攻的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。部队迅速突破了外围防线，并开始向市区进发。当进攻进入市区后，聂凤智严令禁止使用任何重型火器，包括炸药包和大炮等。尽管初期进展顺利，敌人似乎没有过多反抗，然而，当部队推进至苏州河时，问题开始暴露出来。
展开剩余78%苏州河的对岸是上海的市区，高楼大厦林立。敌军就在这些建筑里部署了密集的火力网，而我方进攻的一侧则是无遮蔽的开阔地，且不能使用重火器。结果，尽管我军士兵英勇奋战，但却只能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，伤亡惨重，突破陷入了僵局。聂凤智亲自前往前线督战，几位年长的老兵忍不住向他提出疑问：“军长，为什么不使用迫击炮？我们只用轻武器，打在敌人身上，像蚊子叮了一下，根本无用。”
聂凤智沉默片刻，摇了摇头，郑重地回答：“如果我们使用重火器，整个城市的建筑都会被摧毁，这样一来，根本无法实现司令部要求保存大上海的目标。”
然而，这个回答并没有平息战士们的不满。几位老兵气愤地质问道：“军长，我们问的是，弟兄们的命重要，还是这些破楼重要？”聂凤智知道战士们的情绪激动，但他深知，冲动解决不了问题。他蹲下身来，尽量让自己平静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大战略的决策，不是个人情绪的发泄。野司有野司的考虑，这一刻，我们不能任性。现在，我下令停止进攻，暂时撤回，另寻对策。”
战斗暂时停了下来，聂凤智迅速召集参谋和相关人员开会讨论应对方案。他知道，若按照目前的进攻方式，随着进入市区，遇到的高楼将会更多，伤亡也会更加惨重。经过一番讨论，最终大家一致同意，放弃强攻，转而采用瓦解敌军的内部策略。
很快，聂凤智指派了专员与上海守军的51军军长刘昌义接洽。刘昌义早就看出，解放上海是大势所趋，敌人的抵抗已经变得无力，他自己也早有投降的念头。但刘昌义一直担心的是，自己起义后的去向以及51军的改编问题，迟迟没有下定决心。毕竟，他们与解放军曾交战，造成了不小的伤亡，解放军是否会宽容他们仍然是个未知数。
终于，机会来了。刘昌义很快与27军的人员达成了初步协议，但他仍然心存疑虑，担心协议落实后会出现问题。因此，他坚持提出要见陈毅，确认最终的指令后再签字。这时，前来谈判的代表告诉他，无法安排与陈毅见面，但可以先与聂凤智军长会谈。刘昌义与聂凤智见面后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再次强调，如果不能见到陈毅或获得手令，他不会宣布起义。
两军对峙的僵局无法持续下去，毕竟，上海的百姓也渴望和平与安定。然而，刘昌义仍然死守着自己的理由不肯签字，局面陷入了僵持。就在此时，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，刘昌义竟然宣布和平起义，并表示接受解放军的改编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原来，刘昌义终于收到了陈毅的手令。手令明确写道，解放军欢迎刘昌义率领51军起义，并表示会妥善安置他和他的部队。看到手令上的大印和陈毅的亲笔，刘昌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毫不犹豫地宣布起义，算是为解放大上海立下了大功。
然而，刚吃完早饭的聂凤智突然接到了陈毅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陈毅气愤地大骂道：“聂凤智，你胆大包天，竟然敢伪造我的手令，私刻我的印章！你这是想让我承担什么后果？”聂凤智倒是毫不慌张，平静地回应：“司令，您当时说过见机行事。上海急需解放，大家都等不及了，没办法，必须先伪造手令来进行谈判，这也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。”
听完，陈毅哈哈一笑，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这办法不错，值得表扬。不过，和刘昌义签订的协议必须落实，不得食言，否则以后瓦解敌军的工作将更加困难。”聂凤智立刻答应：“是，司令，我们绝对不折不扣地执行。”说完，他挂掉了电话。而关于聂凤智私刻陈毅印章的事，也很快在军中传开，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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